解开乡村衰败之谜: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不该你死我活

摘要: 宝昌观察:绿行天下,盈利有道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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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首发于「财经杂志」(ID:i-caijing)

作者:刘守英

乡村衰败源于中国城乡不平等的发展理念和对乡村文明的忽视。需要正视,人可以城市化,但不应以乡村的衰败为代价。


(如果没有乡村的现代化,城市化和工业化是不可持续的。未来应该把乡村与城市当做平等、共存、共荣的文明来对待。图/视觉中国)


讨论中国的农业、农民、农村变化和发展,需要有一个载体,这个载体就是村庄。


从历史和现实来比较,当下乡村变化的原因是农民生产和生活发生了重大转变。历史上农民以地为生,以农为业。在国家工业化时期,农民不允许离土,也就不能参与工业化的。到了上世纪80年代乡村工业化时期,农民才开始参与,但仍没有离开土地。


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,农民代际特征明显,正在发生一场我所称的“结构革命”:离土、出村、不回村。


农民不断离开村庄,而且有一种一去不复返的势头,“空心化”使得不少村庄破败。应该看到,人口往外走是符合趋势的,村庄的慢慢消亡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符合趋势的,但这一趋势的背后却不太正常。整个人类社会的演变,并不是以乡村衰败为代价的。换句话说,人的城市化不是以乡村的衰败为代价的,村庄的活力还是要靠人来维系。


有的人会问,我们到底还要不要复兴乡村?在我看来,虽然乡村消亡是基本趋势,但是要把造成衰败加速和破败惨象的那些原因找出来,也要让能活的村庄体面地活下来。


在过去一年,我从贵州湄潭开始,跑了很多村庄,大部分是西部地区,也有一些发达地区,例如北京郊区、上海、浙江等。从观察者的角度,发现乡村复兴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。


乡村衰而未亡


牵引出整个村庄产生革命性变化的主角是农二代。所谓农二代,指的是60后、70后、80后和90后农民。


具体来分析一下农民和村庄的结构性变化,有以下几个特点。


一是农民离开土地,很多农二代虽然仍有自己的土地,但他们对土地的依赖和农一代有巨大差别,甚至并不关心自己土地在哪里;


二是务农已经不再是主要的收入来源;


三是农二代整体和举家出村,人口继续大规模跨区域地流动;


四是农民回乡并不回村庄,而是回到县城,还有一部分人回到乡镇;


五是春节期间返乡也是住在县城或乡镇的酒店,再开车回到村里,转两圈就走;


六是农一代的特点是出外挣钱,把钱寄回家盖房,但农二代并不回村盖房,而是多在县城或镇上买房;


七是想办法把孩子送到县城读书。


农民大规模跨区域迁移的基本趋势未改,仍然是从中西部向东部走,国家统计局数据还显示,农二代外出务工的时间越来越长,而且不再回到村庄。上世纪90年代以后,农村人口占比已大幅度减少。


与人口出村相对应的,是村庄数量减少,而且不少村庄持续衰败,我的一种说法是“衰而未亡”。我前两年有一次去河北蔚县,离北京只有200多公里,偶然机会去了当地村庄,在村里所能看到活生生的存在只有两样——老人和狗。看到离北京这么近的村庄是这种状况,让我非常吃惊。



还有一次我去了江西一处进行宅基地改革的村庄。到了那里我才意识到,通常人们说的村庄“空心化”不只是人都走了,还包括公共土地遭到侵占。最开始,每人有一块宅基地盖房子,后来是一些有钱人和有点势力的人把房子扩大,再后来其他人也效仿。有的地方把公路都侵占了。


最后的结果是,整个村庄都没有路了,也没有公共土地了,老村不断破败,人不断离开,往交通便利的地方流动。


纵观整个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演变,并不是以乡村的衰败作为代价的。乡村如此大面的、急速的衰败,来源于中国城乡不平等的发展理念,乡村没有足够的发展权利。


农民为什么要外出?自然是因为城乡收入机会存在差异。年轻人一年出去打工两个月,赚的钱就比在农村一年的收入还要多,那农民为什么不往外走呢?


乡村衰败也因农业狭窄而起。我们去台湾、日本没有见到村庄是这种状况。一般来说,乡村会“缩”但是不会“败”。因此,乡村要活,农业功能必须多,否则乡村赖以生存的产业就没办法和城市竞争。


但我们的问题在于,农业发展的路子越来越窄。根子在农业为城市提供粮食的基本功能没变,农村就不可避免地越来越衰败。


此外,城市过于强大和乡村过于弱小也是重要原因。乡村原本就落后,在强势的城市文明面前,乡村文明越来越弱势。对于一个农民来讲,在乡村是毫无尊严的,所以当有机会去城市时,大家便争先恐后地走向城市。


我们在理解这一轮乡村变化时,当然不反对城市化的这个趋势,但是乡村如此衰败,要反思深层次原因。


第一个原因我觉得可能中国乡村的现代化仍是被忽视的。我们花了那么大的功夫,发了那么多文件,到现在还是停留在农业和农民增收层面,而乡村本身如何现代化,并没有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。


第二个原因,对于农业和农村功能的理解有失误。农业到底是什么?农村到底应该有什么功能?在整个偏向城市的政策惯性下,乡村就应该是衰亡的?落后的?


第三个原因是对城市化的认识有偏差,认为城市化就是所有的要素都往城市走,只要城市化完成了,现代化基本就完成了。虽然人们一直在强调农业和农村的重要性,但城市文明和乡村文明到底如何共存,很少有人花功夫去思考。


复兴乡村并非不可能





工业化是指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,这样看来,通过农业的生产要素重组、农业科技进步、农业品牌建立、规模报酬的寻求,其实也是一种工业化进程,这样看来,工业化不只限于制造业,农业本身是也可以工业化的。在乡村产业起来以后,乡村旅游和服务业也随着发展起来。


在我看来,这里走的是先乡村现代化继之工业化、城市化的路子。经过近30年的发展,湄潭的农民越来越富,经济活动越来越活跃,后来城市才跟进发展。


贵州的安顺市起点比湄潭更低,怎么为这么贫穷的地方安上发动机是非常重要的。


安顺的做法是政府不断地进行基础设施建设,这样的好处是可以把大山深处的人和外面的物理隔绝打开了。可以说基础设施是这种极贫地区发展的前提。


另外是持续的扶贫,安顺的精准扶贫基本以产业扶贫为主。这一轮的美丽乡村建设与原来的新农村建设有很大不同。之前的新农村只是物理层面上,而美丽乡村是带有文明层次的,带有乡村复兴层次,不像以前的大拆大建。


然后是改水改灶改厕改圈,这可能是贵州省农村最大的工程,为每个村庄提供基本的文化设施、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。


还有是黔货产业,中西部的贫困地区最主要的问题是农业产业不能规模化。例如,金刺梨最初是安顺县大坝村村民发现的农产品,城市人认为金刺梨健康、营养价值高、有药用价值,当地便开始大规模种植,如今安顺大概有几十万亩金刺梨。但规模种植后,怎么卖就成了农民头疼的问题,现在他们已经找到上海的一家公司做深加工。


随着基础设施完善,外部投资慢慢也来了,乡村开始美丽了,产业发展也有机会了,但这些都要落脚到农民的内生动力上,才能把这些资源组合起来,为此安顺在农村产权改革上做了“确权”“赋权”和“移权”。


当所有的生产要素发生变化时,生产关系就开始改变。安顺的改革,乃至整个贵州的改革为什么在农业经营制度和产权制度上能有突破,一方面和政府推动有关系,另一方面和产业的需求、农民的需求有关。


安顺经验启发我们,这可能是乡村现代化的另一条路,即一定的公共投资把贫困的部分障碍扫除,然后再开始换面貌,通过乡村的变化慢慢地找产业机会,再进行产权改革,慢慢把活力调动起来。




首先,其他地方的古村改革的资金从哪来?松阳恰好赶上好时候,各种资金各种项目都往这里来。因此,任何地方发展古迹,资本来源不解决,还是难以发展,而资本来源是有利得的,靠项目来进行古村改革是否靠得住?


其次,村民得到了什么?这是极为关键的一个问题,在松阳,艺术家在这里开展实验,当地老百姓如何融入?这两张皮要怎么解决?


再次,规划部门能否控制好局面?松阳现在确实有很多人来,乡村确实活起来了,但是活起来了之后就面临着全国各地美丽山水所面临的问题:规划控不控得住?


我们还发现,村庄的复兴与土地制度改革密切相关。一些村庄的复兴方式是通过宅基地改革来促进生产载体。宅基地和村庄是紧密相关的,如果说宅基地制度不往前改革,村庄就很难发展。所以,进行乡村改建需要把宅基地的权属弄清,多规引领、多规合一,并按照规划进行乡村改造。


宅基地改革的一个经验是北京房山区的黄山店村,它展现了外面的资本如何进村。这个村的做法先是全村搬迁,搬迁时村里将原来300多户宅基地有偿收回,由集体开发成特色民宿,给农民的补偿是每人40平方米,每平方米400元-800元。刚开始村里自己经营,但没有市场,后来引入一家企业给他们做市场运营,公司和村里五五分成。


乡村的转型和农地制度的转型需配套。农地制度转型配套的核心有二:一是原来农民手上的承包地如何释放出来;二是谁来种地,谁来种实际上就牵涉到我们未来农业经营制度的主体问题。



成都的崇州市采取的是土地股份合作社加职业经理人模式。崇州最初土地集中后,将土地给公司种,第一年农民的工资收入上去了,但到了第二年公司都跑了。后来就把地从公司收回来,以村为单位成立股份合作社,由股份合作社选人来经营,成为职业经理人。投入与销售的决策由合作社来做,但是具体的经营由职业经理人做,职业经理人让种地开始专业起来,最后的利润是职业经理人和股份合作社分成。


乡村转型的重点是宅基地改革


经过这一年在乡村的调研,我的基本判断渐趋乐观,并有了一些初步结论。



第一个结论是,我们不要故作忧虑,也不要矫情地去寻找乡愁,因为诸多忧虑都是已经趋势性的现象,比如农民离村,这是规律,忧虑毫无用处。另外,一些人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去寻找乡愁,但问题是乡村的发展是愁不来的。


第二,大部分乡村的衰而未亡和部分村庄的活化,是城乡中国阶段的重要特征,并且会持续数十年。而乡村的活化是由城市的需求激发的。


第三,绿水青山在很多地方就是绿水青山,只有部分地方能变成金山银山,所以政策制定者看绿水青山不要总想着把它变成金山银山,这之间并无必然联系,如强行开发更可能会带来诸多问题。


第四,衰而未亡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,公共政策在“哪些活”“如何活”上有很大操作空间。


在政策制定方面,需要全社会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。


首先是要重新思考城市与乡村的关系,未来中国在很长时期里,乡村与城市文明都开始有自信,追求平等发展。在这一阶段,城市文明是离不开乡村文明的,城里人在城市待久了,需要去乡村换空气、换心情;而乡村文明也离不开城市文明,农民前往城市是趋势。未来公共政策应该把乡村与城市当做平等、共存、共荣的文明来对待。


当前宅基地基本上是无偿分配,以成员权为基础,很多村民觉得不要白不要,结果是人不在村庄但仍旧占有土地,这使得村庄衰而不亡。而村庄如果想活,宅基地可以起巨大作用,宅基地的改革一定要让里面的人可以走出去,外面的人可以进来。


最后,乡村的变化跟农业制度改革极为相关,因此农地权利和经营制度的设计会带来整个农业的转型,这应是下一步改革应该考虑的重要内容。


(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)
(本文首刊于2017年9月18日出版的《财经》杂志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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